簡介：

〈明辨是非〉是《星洲廣場》重要的欄目，內容盡是各界名家學者的深度專訪，訪問者為資深新聞人蕭依釗，每道問題皆緊貼時代脈搏。

專欄內容所觸及的層面極為廣闊，包括國內及國際經濟、文學、文化、政治等課題。受訪者有很多是大師級人物，他們學識淵博，且有精辟論見，必能引領讀者進一步了解時代趨勢、家國大事和人文思潮。

星洲日報特別將1999年至2008年間的部份專訪結集成冊，並酌定書名同樣取為《明辨是非》。

我們預期關心時局及人文思潮的讀者，會珍藏這本結集了近60位名家經典專訪的《明辨是非》。


目錄（部分摘選）：

經濟風暴後的亞洲經濟――訪高希均、佐摩
回首唏噓話囚歌――訪柏楊、賽札哈里
擺盪在虛實間的詩譜――訪焦桐
遇見張曼娟――訪張曼娟
身心靈整體健康理念――訪雷久南
挖掘本土共同記憶――訪焦桐、黃春明
林碧顏說法彈政――訪林碧顏
用電影和新聞呼喚人性與真情――訪張艾嘉、吳小莉
人權委員會，必須中立――訪慕沙希淡
二月河，流淌在歷史和小說的兩岸！――訪二月河
50萬人上街去！――訪陶傑
在理想的道路上，拐了一個大彎！――訪朱學勤
資本主義不是答案，重新找回烏托邦！――訪陳映真
追求高層次的藝術饗宴――訪陳燮陽、陳徽崇
來生還要當和尚――訪星雲法師
永遠的意見分子，讓主流聽見邊緣的聲音――訪梁文道
從封閉走向開放，站在今天想到明天――訪錢鋼


內文摘錄：

從封閉走向開放，站在今天想到明天――訪錢鋼

政府管制新聞媒體，一直是新聞自由的一大課題。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和《唐山大地震》作者錢鋼比較唐山地震和四川地震時中國對媒體報導的處理態度，談及馬來西亞和中國兩地新聞發展可互為借鑒的異同之處，以及平面媒體面對新媒體衝擊的未來走向。

蕭依釗：您親歷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救災的全過程，又用10年時間追蹤採訪倖存者，寫成了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從此，您的名字似乎已跟唐山地震分不開。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後，您成為媒體競相訪問的對象。您也在騰訊網開通個人部落格“憶唐山，憂汶川”，同時在《南方都市報》等報紙寫文章。您會寫一本關於汶川地震的書嗎？

錢鋼：我想不太可能。這次地震和32年前唐山地震的最大差別，是大批記者在第一時間已經抵達現場。我覺得這些新聞界的年輕同事不僅活力十足，也受過報導真實新聞的訓練，想必能超越我在20年前做的事情。那個時候不容易，唐山地震發生8年之後我才寫成書，10年後出版，而且竟然還能引起轟動，那是中國過去閉關鎖國時代留下非來的景象。現在，任何事情，包括災害的慘烈情況，都可能在第一時間去反映，這是過去所不能相比的。日後，這些年輕記者還會去做調查性報導，包括問責或質疑豆腐渣工程等問題，不像現在只有簡單的一、兩篇評論文章而已，這是可信的。因為我自己現在不是媒體人或記者，離第一線有點遠，這點蠻遺憾的。雖然心是很着急，可是也只能站在一旁，以一個20年前親歷者的身分去提出一些建議。

蕭依釗：與32年前的唐山地震相比，災難信息的迅速發佈和透明度，以及中央政府救災的高效率，都受到了海內外的讚揚。身為媒體研究者，您覺得，媒體在這次汶川地震的表現，對於未來中國媒體生態，會有怎樣的影響？

錢鋼：我覺得西方媒體挺可愛，比方說他們在批評中國人的時候會很尖銳，讓大家聽得受不了；可是在表揚我們的時候又會變得很熱情。我在香港接到很多西方媒體打來的電話，問我這次地震的感想。而他們自己的感覺是迅速的發布和透明度都有進步，其實他們是希望能跟我再交流以得到確認。我說，從發布的信息量，還有對於災害慘重情況的如實報導，的確比唐山大地震進步多了，這是無庸置疑的。至於中央政府救災的效率，譬如說政府領導人到達現場的時間比唐山那時快多了。但是，也應如實地報導，唐山地震時解放軍到達災區中心的速度比這次來得快，原因不是溫家寶沒有及時調兵遣將，而是因為這次面對的困難太嚴重了，不但四條路全毀，再加上天氣問題，這不能責怪政府。唐山是平原，坦克部隊可以順利進入災難現場。可是，這次汶川地震，解放軍卻得從很遠的地方趕來。所以，我們應該從兩個層面去講，一個是中國政府，另一個是媒體。

中國政府是有進步的。相較314拉薩事件，他們對媒體的態度顯然也進步了。拉薩騷動發生時，只有單一的聲音，不但把外國記者弄走，甚至沒有中國媒體到拉薩報導，除了新華社一家。政府恐怕也知道這種管制的效果不好，因為它導致大家寧願相信海外所報導的事情，也不去相信他們。其實，新華社和唯一的一個外國媒體――《經濟學人雜誌》記者的報導是沒有多大分別的，政府又為何不讓西方記者去報導呢？實在不應一開始就否定西方新聞的價值觀。這次來到馬來西亞，有一位電視記者問我是否認為中國新聞的理念應該與西方有所不同。我說，若從新聞最高理想來談的話，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根本沒有東方和西方、中國與外國的區別。所謂的理想，莫過於媒體是社會的公器，為社會服務，因此必須保持客觀中立，報導事實真相。西方有缺陷，因為他們自己並沒有做到這一點，不過他們的新聞教科書上的原則還是對的；而中國當然也有缺點。因此我們要用公認的價值去糾正它。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在四川震災的表現，我認為今天的進步是理所應該的，因為這個社會已經發展32年了。這其中有30年是用了很大的力氣在作改革開放，刷新思想觀念，從封閉走向開放。經過這麼長時間，中國不進步能行嗎？

蕭依釗：這次中國對媒體報導的尺度、即時的反映實情，卻讓人們擔心會否激情過後，一切回歸現狀？

錢鋼：當然會回歸現狀，但卻未必像之前那樣完全相同。不過，人們的擔心不無道理。自從中國開放以來，一切權力都在政府手中，若它要放寬，你就可以多一點自由；它一旦收緊，你就會少一點空間。這是不正常的。根本的問題還是媒體必須要在憲法的範圍內活動。不過，在中國，進步、原地踏步和退步是會同時發生的。譬如說，中國這麼大，可能有一個省在進步，一個省在原地踏步，另一個省則在退步。它對媒體也是如此，在同樣的時間裡面，媒體到現場採訪的自由度進步了，可是對於問責和質疑還是處於原地踏步。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退步。如果它懲罰媒體，那就是退步。

蕭依釗：如今網路這麼發達，應該也掩蓋不了吧。

錢鋼：他們控制媒體是有分別的，在能夠嚴密管制的地方，還是會管；可是也有些地方如部落格就不容易管。政府會認為部落格不如印刷媒體的影響這般大，甚至覺得通過它們的組織性來管理更好。打個比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屬於《南方日報》的報紙，而《南方日報》又是黨的報紙，所以就能以黨的系統來管制這些媒體系統。

蕭依釗：中國管制媒體的心態和觀念，跟馬來西亞幾乎一模一樣。今天的網絡那麼發達，政府無法管網站，卻一直監控着印刷媒體，這會讓印刷媒體慢慢失去公信力。

錢鋼：其實，管制印刷媒體，也是政府對網絡的另一種控制。因為現在中國網站的內容大部分來自報紙，如果報紙更強硬，網站也會相對尖銳起來。不能說政府完全沒有管制，只是考慮到程度的不同。這對中國媒體生態還是有一點的影響。我實事求是地說，對於2008年5月1日實行的信息公開條例，媒體都想充分運用它來要求政府披露信息。事實上，中央政府也一直不願被地方政府所欺騙，希望能打破地方上的信息封鎖，讓媒體報導真相。它只是不願意真相太多，衝擊到其顏面。所以，我對於未來的媒體，是審慎的樂觀。

蕭依釗：您說，我們的新書《星洲日報――歷史寫在大馬的土地上》，值得中國的媒體工作者閱讀。

錢鋼：對於一個有80年歷史、私人投資的報紙，而且政府還不是十分開放的，它是中國傳媒借鑑的對象。中國政府也不會馬上開放，但是現在的媒體有多一些自由，或許以後還可能私營化，那麼《星洲日報》的所有事情將會在我們身上再發生一遍，甚至包括停刊。你們停刊後還可以有另一個老闆買下來重新經營，可是我們卻沒有這個可能性，所以它很值得給中國傳媒閱讀。我們要站在今天想到明天、看到下一步，《星洲日報》同仁的經歷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蕭依釗：今天，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平面媒體正面對新媒體的衝擊而日漸式微的時候，中國和印度的報紙仍在成長，這是一個異數；可是中國網民和部落客的人數和比率比很多國家都高得多。您可否描繪中國媒體未來的景象？

錢鋼：這是因為現在中國市場太大了，廣告太多了。網站過去是沒有辦法靠廣告生存的，可是如今廣告卻有能力支撐它。如果中國經濟仍然維持高速發展，市場繼續擴大，以中國國民的消費、市場的容量，可見廣告還會再持續增長，也就能夠一直支持報業及網站。還有，當人們的消費水平提高後，報紙可以漲價，這是報紙生存的重要方法。漲價後，經營狀況會更好，並且能制作出優質的廣告，賣很好的價錢出去，再加上有網站的配合，所以報業是不會垮的。網站真正賺錢的不是新聞，而是短信、遊戲、電子商務。況且網站不會衝擊到報業，因為它的內容還得取用自報紙。中國網站是不可以有自己的記者的，這當然也跟政府管制有關。原本報業想過組成一個聯盟來對抗，可是後來發現沒有用，不如讓網站刊登更好，因為報紙需要那個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之下，報紙還是可以生存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此外，市場上也有新類型出現，像胡舒立的《財經》雜誌上網，成為中國經濟金融信息的提供商，有如中國的道瓊斯。它不需遊戲也能賺錢，所以網站還是有別的可能性可以發展的。免費報紙是另一個趨勢，現在的新聞製作總成本比過去降低很多，因為技術越發達，價錢相應越便宜，而且供應新聞的門檻也越來越低。有很多人是公民記者，那是一般的老百姓，用手機拍照提供新聞，不要求回酬，博客就是這個作用。媒體需要做的就是提高工資的門檻，因為未來趨勢將會是減少硬體資產，慢慢地讓個人過得更好。我不知道中國報業還能維持多久，不過如果中國在下一個五年、十年迎來解禁，那麼報業還將會有一次高潮的到來。

(趙雪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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