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寫人性的人：二十世紀，一群人類學家如何重新發明種族和性別

天才總是成群而來，文化人類學的誕生

戰爭時，這群人類學家加入戰情局，破解敵人的文化密碼，
承平時，加入「科學vs.文化」的論戰，挑戰大眾的敏感神經。

Anisfield-Wolf 書獎
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決選


二戰爆發時，一群人類學家紛紛加入美國戰情局。戰情局的主要任務是對抗假訊息、製作影片和文宣提升士氣，其中有一個人還透過報章、電影和小說，破解敵人（日本）的文化密碼，寫成《菊花與劍》，她就是潘乃德（Ruth Benedict）。

天才總是成群而來，潘乃德並不是獨自一人。

從這群影響後世甚鉅的人類學家，可以追溯到他們的祖師爺——鮑亞士（Franz Boas）。

二十世紀初，種族主義瀰漫，當權者常常借用時興的種族科學理論（例如：顱型長短），對非我族類（例如：原住民、黑人、移民）歧視排外。

二〇年代美國盛行的種族主義，連德國納粹都從中汲取相對應的概念來對待猶太人，甚至覺得美國的種族認定標準太過苛刻（一滴血原則）。鮑亞士一反當時美國蔚為風潮的種族優越論，也抨擊受美國優生學添柴火的納粹種族政策，他認為應該採用更為科學的方法才能下結論。他的路數是強調「出田野」，到當地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他認為各個種族內部其實本身就存在許多巨大差異，如何可能將某個種族標籤化？如何可能斷言某個種族比較落伍，或天生野蠻？

他的結論是，這一切都是我們用自己打磨過的眼鏡評價異族，事實應該是，每個族群擁有不同的——文化。他用「文化」這個概念分析不同的人群，文化沒有高下之分，文化是相對的。他開創了文化人類學這門躋身科學殿堂的新學科。

在文化人類學這門知識的奠基者裡，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米德（Margaret Mead）。她相繼前往薩摩亞和新幾內亞進行田野，在原住民身上想要探究「性」這件事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的？她《薩摩亞人的成年》《新幾內亞人的成長》成為暢銷書，替性別解放運動提供思想的彈藥。

不過，米德的研究興趣並不只是客觀學術上的追尋，而是和她個人如狂風暴雨般的多角情感關係有那麼一層關聯，這增添她的研究動機和信念，最後更解放了她自己。

不只米德有切身的困頓，身為非洲裔、寫過《他們眼望上蒼》的賀絲頓（Zora Neale Hurston），以及身為原住民的德洛莉亞（Ella Cara Deloria），也為他們自己社群的困難處境做出貢獻。

在鮑亞士的鼓勵下，賀絲頓前往美國南方進行黑人民俗的採集，她還在中美洲海地（非洲奴隸最早到達美洲的地區）一探咒術和「殭屍」是如何煉成的。德洛莉亞在鮑亞士的資助下，前往原住民保留區採集編纂原住民的語言辭典，因為複雜的社會關係和社群經驗就收折在文法形式裡。對他們來說，他們不只是搶救某一族群即將消逝的文化，而是記錄活著的人正身處的豐富文化。

這群人類學家各有各的關心主題，但在知識史上，他們參與公共事務，加入言論激戰，掃除以「科學」為名的偏見，共同關心「生而為人」是如何的一種狀態？引領我們去思考該如何理解人性，更重要的是熱愛人類，而不是急著評判人類。

（編輯補充：鮑亞士開創的研究取徑，也透過他的學生迪克森〔Roland Burrage Dixon〕傳承給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移川子之藏，進而成為理解台灣原住民的知識實踐和政治治理。另外，「天才總是成群而來」此語出鮑亞士學生克魯伯〔Alfred L. Kroe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