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普
成功促進平等、人類進步與繁榮的制度發展
為了繼續追求平等，最合理的路徑似乎已經畫得清清楚楚：我們應該讓那些在二十世紀成功促進平等、人類進步與繁榮的制度發展得更好、適用得更廣，例如福利國家與累進稅。但如果期望繼續朝此方向前進，不可不深入了解這些制度遇到的瓶頸以及從一九八○年開始削弱它們的因素。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八○年間，是社會與政治抗爭讓促進平等的制度成為可能，沒有社會大眾、沒有集體動員起來強力支持走向下一個階段，就不可能踏出這一步。雖然雷根與柴契爾的改革自一九八○年代以來影響深遠，但原因不僅在於獲得統治階級的普遍支持以及擁有媒體、智庫和政治獻金形成的強大影響力網絡（雖然這些因素當然都發揮了作用）。平等派聯盟本身的缺陷也是原因之一，他們未能成功建立一套能取代舊論述的嶄新敘事，並為福利國家與累進稅號召到足夠的支持力量。 這就是為什麼此刻最重要的是試著重建一套新論述，證明福利國家與累進稅為何真的能實現資本主義的系統性轉型。如果將這些制度的邏輯發揮得淋漓盡致，它們將成為重要的一步，帶我們踏入具備民主精神、自治精神、環保意識、分散式、多元混合的新形態的社會主義，讓我們能打造另一種世界，比眼前的世界更自由解放也更平等的世界。從歷史來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圍繞著一套相當不同的綱領，亦即生產工具的國有化與集權式的計畫經濟，而這套綱領失敗了，且一直沒有真正被另一套綱領所取代。相較之下，福利國家、尤其是累進稅制經常被視為一種「軟性」社會主義，無法顛覆資本主義的深層邏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法國，支持累進稅制的是基進黨派，他們主張「尊重私有財產權的社會改革」；相對的，社會黨則認為，面對一種寧願事情發生後才減少資本主義制度製造出的不平等，且不真正處理生產過程的核心問題、不批判因生產過程而生的各種社會關係，甚至因此可能讓勞工朝無產階級革命前進腳步麻痺的改革，應該抱持著懷疑的態度。這些歷史淵源和辯論依舊深深影響人們的觀念。基於幾個理由，我認為有必要立刻重新加以檢視。 首先，一切顯然與租稅累進性的強度有關。以二％為最高稅率的累進稅和稅率可高達九十％的累進稅並不是同一回事。二十世紀的經驗證明，對財富頂層課以幾近充公的稅率是有可能做到的，這堂重要的歷史課卻很少有人上過。其次，累進稅的問題不能與福利國家的問題分開思考。我們先前已看到二十世紀福利國家的建構反映在財富社會化的明顯趨勢上（歐洲主要國家的國庫收入由一九一四年前的十％國民所得，上升到一九八○至一九九○年代以後的四十％至五十％左右），這件事證明我們完全有可能不依靠商品邏輯來組織眾多事業部門，尤其是醫療與教育，以及文化、交通、能源產業。沒有人可以預先決定這樣的歷程會如何發展，不論是牽涉的事業部門名單，未來在這些不同的部門中會發展出何種分散式與參與式的組織形態（醫院與療養院、中小學與大學、協會與基金會、政府行政機關與地方自治團體、合作社與地方公營事業等），或是受影響的公共經費的支應規定與範圍（或許有一天會達到國民所得的六十％或七十％或更多）。 相反的，比較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我們不能讓人們再次相信公共經費的制度思維是以租稅與社會正義的追求為基礎，我們就不可能想像如何向財富社會化踏出新的一步。如果不能證明也無法檢驗最高所得與資產是否有所貢獻，亦即沒有真正重新施行累進稅制，我們就不可能想像建構福利國家與將社會福利去商品化的歷史上踏出下一步。 同樣必須提醒各位的是，二十世紀時具體運作過的累進稅制不只讓不同所得與財產階層應繳納的稅賦得到更公正的分配，也明顯抑制了稅前的不均程度。這種除了重分配之外還能進行前分配的作用絕對非常關鍵，同時讓我們看到累進稅也能深入影響生產過程，當然這還需要搭配許多其他制度，例如工會權或者企業經營會議中的員工席次。需注意的是，薪資等級的差距因為實施累進稅制而大幅縮減（尤其是適用於最高所得的八十％到九十％稅率），也是讓人們能平等對抗奉行商品邏輯之領域的必要條件。如果那些數位產業下的資本主義企業付出令人咋舌的高薪，希望盡可能把市場上所有最頂尖的資訊工程師全招入旗下，對於負責管理這些企業的政府部門來說恐怕會變得非常棘手（除非他們選擇鼓勵企業相互競逐，讓原本就很高的薪資差距繼續擴大）。對金融部門或法律部門而言也是如此。把薪資差距拉回五倍之差，而不再是二十倍或一百倍之差，這件事不只是分配正義的問題：這也是一個政府如何有效進行管制與發展另類經濟組織模式的課題。 最後，我們必須明白福利國家與累進稅在所得不均、尤其是財產不均的改善上成效有限，並試著尋找克服這些限制的方法。關於所得差距，前面已經提及，一九八○年以後差距擴大的部分原因在於累進性遭到破壞，而破壞累進性的理由（刺激經濟或提升效能等）則難以成立，因為經濟成長率反而減半了。重新提高租稅累進性或許可以讓薪資差距再次拉近，但必須搭配其他工具，尤其讓大眾平等享有教育培訓資源，與讓員工及其代表獲得協商權的相關制度。目前在大多數歐洲國家所實施的基本收入制度同樣有許多不足之處，尤其是兒少群體、學生以及無家可歸或沒有銀行帳戶的人如何享受這項制度的問題。另一項重要的工作則是將基本收入擴大到低薪和其他執業所得很低的人身上，透過一套系統自動轉入薪資單和銀行帳戶裡，不需當事人另行申請，並和累進稅制相連結（同樣採取從源頭扣繳的制度）。我們也要特別指出，基本收入制度提供的微薄金額，依據不同的提案內容，一般介於全時最低工薪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這使它作為一種對抗不平等的工具，先天上便效果有限。基本收入制度可以幫助我們建立一條底線，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只停留在這裡。 一項可以補強基本收入之不足且更具企圖心的工具是近來在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之相關討論中提出的就業保障制度。其概念是提供所有希望就業的人一份全時工作，薪資為符合合理標準的最低數額（在美國為每小時十五美元）。財源由聯邦政府提供，政府勞動相關局處會提供在公部門或合作部門的工作機會（市鎮政府、地方自治團體、非營利組織）。在一九四四年羅斯福提出的《經濟權利法案》（Economic Bill of Rights）與一九六三年馬丁路德．金恩組織的「為工作與自由向華盛頓進軍」（March on Washington for Jobs and Freedom）大遊行打下的雙重基礎之上，這套制度可望大大助於去商品化的發展且重新定義集體需求，尤其是在個人服務、能源轉型與房屋更新等領域。 ▍ 本文節錄自 托瑪．皮凱提《平等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