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書信是研究人物及其時代最重要的一手材料，它不只透露著作者的真性情，而且展露那個時代的訊息。與檔案文書、報刊、方志等資料相比，書信、日記類史料別有意味。私人日記一般是當天所寫，也有數日後補寫的，經過逐日、逐月、逐年記錄，累積而成。這種在光陰流轉中逐步形成的編年體文獻，將作者的言行、見聞、思想乃至情緒，隨時定格、固化。日記的「原始性」也因此而與眾不同。



王貽蓀（1918-2009），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的祝塘鎮。父親在鎮上開設雜貨店，販售五穀雜糧。初中畢業後，王貽蓀在江陰縣的民眾學校任職，從事民眾教育工作。不久抗戰爆發，他跟著父親向西遷徙，抵達長江中游的武漢。他在鄉政訓練班受訓後，擔任鄉政助理員，輔導湖北省鄉政建設。隨後在四川綦江考入戰時幹部工作訓練團，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先派湖北見習，數月後調回四川工作。經數年輾轉，最後在重慶落腳，在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任職。



細讀王貽蓀的日記，內容極為豐富詳細，包括戰時生活的衣食住行，流離中的努力求生存，各種尋工作、覓調職間的酸甜苦辣。1941年，王貽蓀在連指導員任內看盡新兵訓練問題，1942年，在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管人事資料，1943年則調往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任職。至1944年底，後勤部改組的傳聞甚囂塵上，王貽蓀也因而想另尋出路。1944年也是王貽蓀生命史上重要的一年，是年他與同鄉杜潤枰因緣際會成為筆友，進而萌生愛情。雙方一在重慶一在貴陽，即使相隔關山萬里，魚雁往返依然熱烈。王貽蓀在1944年10 月前往貴陽與杜潤枰訂婚，1945年，他除了為自己的未來出路煩惱，也多方設法安排未婚妻杜潤枰調職來重慶，以求結婚與成立家庭。「婚姻問題的嚴重，緊迫著在事業、幸福三大問題的連繫上，實費余之苦心思索矣」（1945年1月26日），這正反映了戰時青年公私兩煩的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