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的哨兵

法蘭西學術院「羅森獎」（Léon-de-Rosen）

從鳥類的視角去看待病毒，究竟會看到什麼？
在何種情況下，公衛、環保與軍事防衛可能是利益一致的？

　　1957年亞洲流感、1968年香港流感、2003年SARS危機，直到2019年Covid-19，伴隨養殖產業的密集發展，中國一直被認為是（且很可能仍然是)下一波人畜共通傳染病「震央」。面對中國的資訊不透明，處於震央邊沿的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如何因為地緣政治的條件，發展出不同的預備技術？當公共衛生危機出現，除了把動物及養殖者當成不得不的犧牲，還能有什麼其他的想像與做法？

　　作者在香港、新加坡和台灣這三個哨站進行為期或長或短的多點民族誌調查，走訪病毒實驗室、醫院、家畜試驗所、養殖場、賞鳥者的社群，觀察這三個華人社會應對禽流感威脅的各種預備工作，包括突發疫情的監測、病毒變異的模擬、病毒資料的儲存與疫苗和藥物的儲備等。

　　本書特別跟隨三地的微生物學者與賞鳥者，對照社會人類學的研究，指出一個弔詭的現象：當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因當前家養方式的突變而變得極為不穩定，卻反而發展出一些更接近狩獵採集社會的實作。

　　為什麼說更接近狩獵採集社會的實作呢？監測大流行病的哨兵與獵人其實有類似之處。獵人在抓到獵物之前，為了不被獵物發現或者誤導，必須透過獵物的視角觀察。而哨兵的技術出現在各個層次，環境哨站、哨兵雞、哨細胞在不同的尺度上，偵測各種曖昧的有毒訊息。當這些哨兵偵測到大流行病爆發的跡象，如何不漏接訊號，又不至於反應過度？

　　除了預備技術，作者還提出模擬與儲備。

　　在模擬技術方面，作者提到，禽流感的模擬演練除了可用以保護族群的安全，也可以納入動物或病毒的觀點，與狩獵社會的薩滿儀式相比較。薩滿透過模仿動物的動作，想像獵人與動物的不確定遭遇，病毒學者與鳥類觀察者則藉由病毒和鳥類的視角，搬演（從而避免）人類自己可能有的致命未來：大流行病的發生與物種的滅絕。

　　在儲備技術方面，作者認為，人畜共通病毒不只是必須盡力對抗的敵人，還是一種信號，揭示在人類漫長的蓄（畜）積歷史中，與其他動物原本便內含張力的贈禮關係出現了危險的失衡。當病毒信號被轉化為可以儲存、甚至積累的病毒銀行、疫苗或抗病毒藥，它們就變成可以生產價值的抗疫利器，暫時穩定（但並非解決）了人類與動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疫苗的儲備與歷史時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台灣，發展疫苗既是冷戰時期策略的一部分，旨在預備中國潛在的生化入侵，但同時也是一種外交策略，目的在於和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交易。

　　本書透過人類學對牧養社會與狩獵社會的討論，開展一連串的視野轉換，以批判的眼光分辨大流行病預警工作裡經常混雜不同的語言，如為了維護多數、優勢者或者人類的安全而犧牲少數、弱勢者以及動物的維安話語。

　　面對將會一再侵襲人類社會的病毒，我們需要借助其他生命形式的察覺能力，以及人類社會與動物一同生活的多樣經驗，發揮其他想像和實作的可能，警覺可能發生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