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國自古就是詩的國度，周朝以《詩》為教，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唐代科舉以詩取士。詩歌一直是中華文明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國人文化教養的核心內容。上至帝王官僚，下至布衣寒士，無不以能詩為榮。歷代有詩歌傳世的作者數以萬計，清代留有專集的詩家多達一萬多人。而傳世作品最多的人可能竟是高宗乾隆皇帝，他曾自豪地說他寫的詩比《全唐詩》存詩數量還多。

在這茫茫的詩歌星河中，閃亮耀眼的明星成百上千。從古到今，一直都有人在評選，哪些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民國間胡懷琛編了一本《中國八大詩人》，遴選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蘇軾、陸游和王士禛八人為古來最偉大的詩人。這個榜單自然容有酌議，但這八位一定是眾所公認的大詩人，則是無可懷疑的。

這個榜單中，繼屈原到陸遊這些早有定評的大詩人之後，元明清三代只有一位詩人入選，那就是清初詩人王士禛。將他與屈原等並列為八大詩人，多半出於胡懷琛一家之言，不過絕非毫無道理。偉大詩人和傑出詩人的差別，除了藝術表現力有高下之外，還在於傑出詩人只能開創一種風格，而偉大詩人則能開創一種美學。王士禛正是能開創一種美學的詩人。他的神韻詩風和相關詩論開創了一種新的詩歌美學，我稱之為中國的印象派。王士禛比二十世紀初的印象派藝術家更早二百年闡明了印象主義的理論精髓。這也是古典詩學最後的體系性論說，為此我將王士禛推許為中國古典詩學的集大成者。

王士禛出生於山東新城的簪纓世家，一門文章爾雅，領袖鄉里。齊魯文化的博雅品格和勤恪謹重的家風，陶冶了他清廉的風操和醇雅的性情。從順治十七年（1660）以揚州推官入仕，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以刑部尚書罷歸，四十年間仕至二品，可謂顯達。但居官廉正，兩袖清風，一生平揖布衣而睥睨權貴，汲引後進，為縉紳羽儀。退食自公則優遊墳籍，讀書藏書，作詩評詩，留下數量繁富的詩文、筆記、評選、題跋，著述等身。其家風宦績、道德文章，人得其一即足以流芳百世，榮耀桑梓，而王士禛四美俱備，抑何其豐偉？所以終其一生，不只以品德才學為當世欽仰，其性情學識尤足以籠罩千古，啟迪示來學。

作為詩人的王士禛，固然是清代詩歌史的巔峰作家；而作為詩論家的王士禛，更登踞中國古典詩學的頂點，蔚為詩學理論、批評的集大成者，其業績和成就會隨著時間的沖刷和雕琢，日益凸現出來。

二十多年前我著手研究清代詩學，首先由王士禛的著述入門，即鑒於其內容之豐富、影響之深廣。閱讀《王漁洋遺書》之餘，愈益感覺其詩作與詩學都是古典時代最後的輝煌，後來學者再難逾越他的高度。因為沒有人能比他閱讀和批評更多的古代和當代詩歌作品，留下那麼多讀書和寫作的記錄。我一直想深入研究王士禛的著述，為他寫一部評傳，或整理他的全部作品。但日居月諸，馬齒徒長，除了早年所撰《王漁洋事蹟征略》、《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及後來《清代詩學史》對王漁洋詩學的論述外，一直無暇投入更多的精力，未免深感遺憾。

為此，當家晉告訴我編著了一部王漁洋詩選要交付出版時，我驚訝之餘真是望外地高興。當老師的好處，就是可以把自己想做而又無力從事的課題交給學生去做，間接地實現自己的學術計畫。我沒能繼續做王漁洋研究，家晉卻編著了一部《王漁洋詩選》，這怎麼能不教我高興呢？書稿付印之前，他寄下全文，希望我寫一篇序言。我欣然流覽全稿，感覺選目與已有的選本不太重複，有自己的選擇標準；註釋吸取了舊著的精粹，又加以淺顯的解說，有助於讀者進入王士禛的詩歌世界，非常難得。

儘管王士禛在清代名重一時，但二十世紀編纂的文學史卻不曾給他較高的評價。他的詩歌和神韻論詩學都被貼上逃避現實、粉飾太平的標籤，這難免會影響他詩作、詩論的傳播和接受。一個更真實更立體、更有血有肉的王漁洋，可能還有待於我們重新去認識。家晉這部詩選正好是一個契機，值得我們一讀。

蔣寅 

二○二二年三月於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