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2》共收錄論文四篇，訪問稿兩篇，研究討論一篇，書評一篇。

楊正顯的〈白沙學的定位與成立〉書寫細緻，是年輕學者中難得一見的佳作。楊文旁徵博引，舉凡正史、文集、碑帖、書信、詩詞、墓誌銘、縣志等等與之關涉史料，幾乎一網打盡，鉅細靡遺。該文表面上處理傳統學案體所遺留下來的問題：究竟明朝陳白沙的思想應該歸諸禪門佛釋，還是道家玄學，抑或儒學正宗？是儒學中之理學還是心學？其思想淵源是繞道漢宋，直接上承孟子，還是從宋初二程之理學傳統而來？白沙思想的核心概念或修養功夫的法門是「隨處體認天理」，還是「勿忘勿助」？楊文並非採取與白沙同時期的人或與其門生故舊相平行的判教方法，而是採取了學術史，或者可稱之為知識考古的方法，追溯後代所建構的白沙學面目的由來。楊文依照時間順序，詳論張詡、林光、湛若水等門生對江門心學的建構史。根據楊文研究，陳白沙故後，他的弟子之間興起幾個階段的師門學思宗旨的詮釋論爭─楊文稱之為「話語權」的爭奪。

此一同門間對師說的詮釋之爭，是本文的故事核心（另一條交涉但占據相對邊緣，但同樣重要的學術思想史故事是江門心學與陽明學之間的合離糾結）。本文層層剝解歷史文獻之包覆，終至揭露核心─今日學案所通見的陳白沙思想定位，其實是白沙門人中的相對晚輩湛若水所建立；它其實摒除或清除了先前門人的師說詮釋。

相對於楊文的「詮釋史的歷史」，魏綵瑩的論著─〈廖平論《春秋》撥正下的世界秩序與中國〉─則是「歷史中思想的詮釋」，而且明顯貼近錢穆歷史主義史學，與史金納（Quentin Skinner）的觀念的脈絡史學也相當親近。錢穆的歷史主義認為，觀看歷史人物與思想都必須以他自身的時代問題為座標，以他自身所用的語言為稜鏡。史金納思想史學的旨趣則是鼓勵研究者討論歷史人物思想的論述意向與目的。雖然從後世的角度，或從當時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國際政治現實來衡量，廖平想以《春秋》經學中思想為綱，建構一套新的文化天下觀，不啻為烏托邦甚至犀幼的想法，但魏文清晰而雄辯地展示廖平思想的時代意義、特質、目的。魏文主要論證有三。第一，廖平思想是甲午戰爭之後的反動，其中尤以對當時國際關係為然。在目睹列強日逼後，廖平相信那源自於西方，在晚清廣為滿漢士人所熟知的《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Henry Wheaton,1836）不足以為萬國之訓。他因此立志於通經致用，以其所熟知的中國古代知識，尤其是《春秋》公羊學，提出以中國儒學為中心的（文化的）世界大一統構想。第二，根據魏文的描述，廖平的文化世界體系在思想上是種折衷主義，而他對激烈的改革或革命思想所提出一連串的批判，卻有明顯傳統主義的傾向。廖平強調綱常的重要，論述中國古代政治理念的美意等等，都是以撥亂反正為目的。第三點或許也是本文最重要的貢獻。魏文清楚論道，在感受更緊迫的晚清的國際情勢裡，廖平主張，在公義的前提下，霸道有其正當性。此一觀點顯然與兩千年強調仁恕、王道的儒學正統相當不同。魏文敏銳地點出，這是廖平從向外的天下關懷轉入向內的中國關懷的軌跡。

廖平的春秋學或許是近代中國最後一個，也可能是最驚心動魄的傳統主義思想創造。從鴉片戰爭以來，許多中國士人便相信西方的現代知識都可以在中國古代經典中找到精義。這種自古有之的信念，成為他們持續相信大同、大一統、普世主義的最後支柱。但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族革命，乃至五四思潮成為主流之後，這種大同世界或普世主義就逐漸銷聲匿跡了。黃克武的〈靈學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就是在這背景下所出現的課題。簡單說，以中國為某種意義下的中心，並據以形成普世政治或文化秩序的想像已經成為歷史。至少，發言的方式與姿態越來越採取守勢，是一種爭取發言的義憤，而非如傳統帝國恢然大度的自命。在此背景下，取而代之的課題，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或地方的文化意義如何被保存，或融入西方主流。黃克武的文章顯示，在西方科學成為現代性之主流的過程中，尤其是中國對於西方科學的吸收與繼受過程中，中國地方知識如扶乩、通靈、道家信仰等等元素，曾使得這個過程變得崎嶇、有趣。從近代史研究的角度看，黃文可以讀成兩個主題。第一是在中國的靈學活動。此部分是建構一個較少人注意的邊緣歷史，而其價值，也正在建構之本身。就其建構而論，本文採列豐富，短期內難有出其右者。第二是靈學活動與論述對後代的意義。黃文認為後來在五四時期熱鬧辯論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其實是在靈學脈絡下展開的。這一論斷無疑深化了近代中國思想中的科學主義（郭穎頤語）命題，同時也可能豐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在近代中國各式學科中強調科學的洶湧論述裡，靈學研究的聲音相當微弱，相關期刊的壽命極為短暫。但不可否認，「靈學」概念本身，就是新時代的產物。它既可包含扶乩、通靈之傳統文化，也可以納進催眠術這等與精神醫學相關的現代西方科學。靈學是中國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轉變中被創造出來的知識概念；正好出生在精神的或迷信的東方，與物質的與科學的西方的文化代理者激烈相互拉扯的時代。黃文宣稱，對照靈學研究與相關團體的活動，「在近代中國，科學作為一種知識範疇，一直是多元、模糊且游移的，並與宗教、迷信等概念相互界定。」這是底蘊相當宏大的宣稱，值得相關學者注意。

梁裕康的〈自由與必然─對霍布斯相容主義的一種脈絡分析〉處理對象或許是英格蘭史上最重要的政治理論家，霍布斯。梁文的旨趣是追問，為什麼霍布斯需要回應John Bramhall 有關自由意志的質問。以往論者多半將此一「自由vs. 必然」之爭辯，視為對英國內戰（English Civil War, 1642-9）的回應。梁文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出，此一辯論有其非政治或歷史的背景或脈絡。在哲學與科學領域中，「自由vs. 必然」的辯論同樣有意義、重要。這是霍布斯之所以必須正面回應的理由。換言之，理解霍布斯文本可以不只限於單一脈絡，如此才能更明白，此一辯論的底蘊。梁文花了極長的篇幅，極細緻的文字討論霍布斯如何在邏輯學與自然科學前提下，鋪陳他的相容主義觀點─自由意志與決定論不是互為悖反的兩造。在考量所有造成世界運行或變動的原因之關係後，人們應可理解到自由意志並不會造成另一種運行結果。本文的重要底蘊，當然是企圖豐富Quentin Skinner 的脈絡史學，將Skinner 的單一脈絡擴展成多重脈絡的理解。從形式上，這是非常具正當性，且令人欣喜的提議。

正巧，除了上述四篇嚴謹而重要的論文，本期也收錄了兩篇訪問稿，其中一篇就是Skinner 的訪問。Skinner 於2013 年5 月來台主講中研院講座。陳正國與蕭高彥利用此機會，請Skinner 就他長期以來的觀念的脈絡史學研究、新近的觀念的系譜研究、對共和主義與霍布斯研究的個人感受、對當前的思想史研究與寫作、對有志於思想史研究的年輕人的警語等等提出回應。此訪問應是Skinner 對一些學術問題的最新反思。

另一篇訪問稿是由Alvin Chen（陳禹仲）在倫敦大學瑪莉女王學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訪問該校思想史重鎮，也是Skinner 同事Professor Richard Bourke 的訪問稿。訪談內容相當集中於Bourke 近年對Edmund Burke 的新發現與研究。對Burke 研究者以及有志於思想史研究的研究生，此一精采訪談錄很有提示的作用。

創刊號中，David Armitage 發表他對思想史國際轉向的觀察，其中略及比較思想史的研究。究竟比較研究的範圍或思想之母體應如何設定？時代？社會潮？思想家？還是文本？這些母體或單元應該是異地而同時還是可以異地異時？或許從方法論上談論比較思想史，其困難與問題要遠比全球思想史、觀念的脈絡史等等其他議題來得複雜。Peter Zarrow 的研究討論An Essay in 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Datongshu and Looking Backward 不談論上述這些後設的問題，而直接以比較思想史的實作當作試金石，來展現這條勢必崎嶇但充滿挑戰的道路可以如何邁開大步。Zarrow 以分別完成於十九世紀晚期的中國與美國的兩分文本，康有為的政論《大同書》以及Edward Bellamy的小說Looking Backward 平行論述，期待可以藉比較閱讀，讓讀者得到相互闡發的體會：不同的社會裡的烏托邦思想是否會具有不同的動能與內涵。換言之，文化與社會對於思想的形式與內容這兩種不同的範疇，是否會產生完全不同的作用？這是一條值得繼續探索的路。

最後，曾國祥的書評既有深度，也有高度；視之為該書的導讀，恰如其分。臺灣文史與社會科學社群的對話與商榷文字不多見。書評的質與量，有以致也。此書評或可為青年學者之模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