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版新序



我一直覺得，每個文化裡，都有一些沒辦法對應到其他語言的字。用這些字，就可以寫成一本書，或者是一篇長一點的文章。就算是要把它們鑲嵌到別的語言內，也常常無法翻譯，只能保留原形。



這些字詞暗示了這些語言的獨特，就算這些語言不是整個國家的人都在用。要用其他語言來解釋這些字詞，往往需要一整句話或一句短語。在西歐，葡萄牙人說saudade，這是指一種強烈而持久的渴望，尤其是對無法企及的東西。法文的chic，則是一種既吸睛又低調的優雅。德文在壞的方面，有schadenfreude，大概類似幸災樂禍；在好的方面，有gemütlich，這個詞讓人腦中浮現在一個下雪的夜晚，從窗外看到壁爐已經把家裡燒得暖呼呼的。西班牙語中的duende，包含了激情、靈感和巧思，這些概念如果置於西班牙文化背景之外，幾乎無法理解，尤其講到佛朗明哥舞蹈的時候。



至於義大利，也有一個獨特的詞在義大利以外很少人用。這個詞是gattopardismo，字面的意思是「豹子主義」。這個字源於朱塞佩．迪．蘭佩杜薩（Giuseppe di Lampedusa）的名著《豹》，故事的背景是義大利統一運動時期。小說裡，年輕的貴族譚克萊迪‧法科納利（Tancredi Falconeri）說：「如果我們希望事情保持現狀，那一切都必須改變。」



這句話之所以變成義大利文學中的名句，是因為義大利人自己和外國人都意識到，這句話蘊涵了一個義大利社會中很根本的現象：在表面的變動和內裡的不變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反差。



來到義大利的外國人，尤其是來自東亞的人們，常被這裡的混亂嚇了一跳。無論到哪裡，大家都大聲嚷嚷，揮舞著手臂，用各式各樣的手勢表達各式各樣的意思。車子公然非法地亂停；機車在狹窄的小巷中飆速穿梭；酒吧和餐館一派炫目喧囂。然而，當外國人愈來愈熟悉這樣子的義大利時，同時也會了解到，在表面的熱鬧底下，隱藏著本能的戒心和保守。我在本書中，尤其是在第八章，詳細討論了這一點。



自從這本書的英文版在二○一五年問世後，這七年來，義大利已經有五任政府。然而，義大利經濟的基本面和義大利的社會，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假如這本書有哪裡需要調整，我會更新一些引用的數據，來支持我的論點和解釋。但幾乎在所有情況下，新的數據都不會影響或改變這些論點和解釋。



我可能也需要加一些新的例子。第十章裡，我討論了義大利的女性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自二○一五年來，女性一直擔任議會兩院的議長（儘管義大利仍然是已開發國家中，少數幾個從未有過女性負責組閣或擔任國家元首的國家）。二○一七年，義大利通過了一項嚴格的新法律，大大限制了在第十八章提到的竊聽器的使用和竊聽內容的公開。二○一八年，星巴克終於在義大利開設了第一家分店（不過，第七章說到的義大利人如何抗拒外國連鎖飲食這一點，仍然不變。二○二一年，義大利仍然只有十七家星巴克，比葡萄牙和希臘都少，而這兩個國家的人口都只有義大利的六分之一左右）。



不過，也有幾個真的重要的改變。其中之一就是數位化，尤其在民政系統上。這給未來帶來了很大的希望。畢竟，這讓義大利龜速的行政體系，在處理民眾事務上稍微快了一些，應該會對國內生產力有長遠的影響。



然而，最大的轉變無庸置疑是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義大利是歐洲第一個受到重擊的國家，最初一波疫情尤其嚴重。但就像第十四章說的，雖然義大利人好像討厭規則，但他們在第一波疫情之後的反應，真的就是：一旦確信這些限制有道理，義大利人會用讓外國人（也讓自己）驚訝的方式遵守。與德國、英國和荷蘭等西歐國家相比，義大利對於接下來的封鎖或各式各樣的限制，並沒有太多抗議或規避。儘管有少數義大利人不打疫苗，但在撰寫本文的時候，義大利施打疫苗的比例在歐盟是第三高。



最近，gattopardismo 這個詞，最常出現在有關於二○二二年總統大選的評論中。經過各黨黨魁之間曲折的談判，六天中八次投票，一個由國家立法代表和地區代表組成的選舉團，決定讓現任總統塞吉歐．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連任，縱使在第二次任期結束時，他就八十七歲了。低調公正的馬塔雷拉，廣受尊重。接下來，他會需要運用自己在過去七年建立的威望，來引領義大利人度過不確定的日子。



在專為各成員國經濟受疫情影響而設置的歐盟復甦基金中，義大利有權利獲得最大的分配款，大約兩千億歐元的補助和低利率貸款。部分是因為義大利經濟在一開始疫情流行時，受到沉重的打擊，但一方面也是歐盟計畫要縮小各成員國間的貧富差距，讓普遍較富裕的北部和相對貧窮的南部，財富平均一些。在這種情況下，義大利變成一個特例。自二○○○年以來，義大利的經濟表現一直是災難一場。日本在上個世紀末經歷了失落的十年；義大利在這個世紀初經歷了兩次。在新冠肺炎席捲之前，如果我們考慮通貨膨脹，義大利人實質上比二十年前還要窮。



歐盟的復甦基金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以來，義大利最好的機會，讓這個長久被認為是「歐洲病夫」的國家，得以重振。但最關鍵的是，義大利要能獲得全部的份額，並且有效地運用資金。二○二一年，歐洲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被任命為總理。德拉吉被公認是讓歐洲在二○一○年到二○一二年的主權債務危機期間，讓歐元免於崩潰的人。除了一個主要政黨，德拉吉獲得義大利所有政黨的支持，得以組成一個跨黨派的聯合政府，目的就是要好好運用這筆復甦基金。



但在上任不過十七個月，德拉吉無法忍受聯盟中各方的明爭暗奪，宣布辭職。他的下臺讓義大利在二○二二年九月舉行大選，選舉結果是出現西歐最大的右派政府，由四個偏右政黨聯合組成。



主導義大利下一任政府的政黨，是從新法西斯主義萌芽的義大利兄弟黨（Fdl），也是唯一一個反對德拉吉的主要政黨。其他會與兄弟黨同盟的政黨，包括偏右民粹的北方聯盟，以及由已經八十多歲的貝魯斯柯尼領導的義大利前進黨（Forza Italia，又譯義大利力量黨）。儘管貝魯斯柯尼在政壇呼風喚雨的時候，經常被看作是浮誇的民粹分子，但他的政黨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比其他兩個政黨溫和。不過，因為貝魯斯柯尼也參與了讓德拉吉政府垮臺的勢力，黨內自由派人士不滿，退黨以示抗議，讓前進黨也變得右傾。



這一切會對義大利社會產生什麼影響，尚不清楚。有人或許會說，歐盟復甦基金的承諾，會讓義大利右派不那麼激進。如今以兄弟黨為首的聯盟贏得國會的絕對多數，將一直執政到二○二七年，屆時我想本書會需要徹底的改寫。